钱钟书对迷信邪说的批判

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，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愚昧迷信产生的社会和心理根源，对其种种邪说伎俩作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，充分显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、洞察力和真知灼见。钱先生学识渊博，通观古今，因此他的研究和分析尤其深刻精辟。在揭批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歪理邪说的过程中，学习一下钱钟书对迷信邪说的揭露和批判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1、神由人造。钱钟书引述多篇古代典籍，论证了所谓神灵的诞生，往往是由于人的偶然附会。如李肇《国史补》所记：“南中有山洞一泉，往往有桂叶流出，好事者因目为‘流桂泉’，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，尸而祝之。”这里，因“流桂”的泉名，又进而附会讹传为“刘贵”，于是一个神产生了，人偶然造的这个偶像，便成为崇拜的对象。钱钟书引述古罗马诗人卢堪的话：“幻造之物转使幻造其物者悚惧”，人对神的膜拜实际上是一种完全颠倒的关系。

2、对幻化事物的理性思考。由上所述，神完全是一种幻化的产物。但为什么幻化的事物会使人相信其为神？钱钟书认为，这源于推断的错误：就幻相本身而言，它们确实存在，但关键在于判断幻相为何物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早就作过分析：“见有白色者当前，非错觉；见白色者为某物，则或是误会。”达·芬奇、歌德等人也认为“感受不误，误出于推断”。我们知道，推断能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重要体现，当人的理性受到蒙蔽时，就可能在推断上出现错误。以古代传说的“三神山”为例，我们知道，实际上是一种海市蜃楼的物理现象，但古代神仙家却附会为所谓“蓬莱仙山”，由此错误推断，导致秦始皇大举“入海求仙”的荒唐行为。就海市现象而言，它们是存在的，但在解释和判断这一现象为何现象时，就有科学的解释和迷信的解释两种可能。

3、神不可恃。由于神的产生没有任何现实根据，完全是一种心理幻化的产物，那么将自己的人生命运寄托在神的身上，就是愚蠢和荒唐的。钱钟书指出：人之信事鬼神也，常怀二心焉。虽极口颂说其“聪明正直”，而未尝不隐疑其未必然，如常觉其迹近趋炎附势是也。迷信邪说常宣扬什么神是聪明正直的，“唯德是依”，即保佑那些信奉它的人和有德行的人。但实际上，神不可能“唯德是依”，而只能是“唯力是依”，即谁的力量大就支持谁，这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神的不可依恃。神不但“唯力是依”，更是“唯利是图”。《容斋随笔》就记述过一个趣事：两商人入神庙。其一陆行欲晴，许赛以猪头；其一水行欲雨，许赛以羊头。神顾小鬼言：“晴干吃猪头，雨落吃羊头，有何不可！”。虽然是谐谑趣语，却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。本来，晴天雨天，既不由神支配，神也无法同时满足不同人的不同要求。但迷信的人却非要求神许愿。果真有“神”的话，这位“神”心里就会暗笑：反正天下不是晴就是雨，自己总会得到供奉。这里对迷信心理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。

迷信固然荒诞不经，但之所以能够迷惑一些人，也有其客观原因和伎俩，钱钟书对其作过鞭辟入里的揭露，洞烛其奸。

1、隐——神秘化的途径。任何迷信本质上都是虚假的，是现实生活中的魔术，所以它的“迷底”绝不能暴露，否则就无法骗人。所以，古今中外的迷信邪说都会竭力为自己制造一道神秘的光环，将自己隐藏在其中。钱钟书引述中外诸家学说，对之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：柏克谈艺，论幽晦能起怖畏，亦举君主深居九重为证；波沃尔谓帝王尊威亦颇由于隐秘，故有以日藏云后为纹章示意者。所谓“神秘境界”无非是一种“不透明”、“不露真相”的境界。由于它容易产生畏惧感，因此颇受歪理邪说和玩弄权术人的青睐。

2、捷——吸引人的绝招。迷信邪说要蒙蔽人，除让人产生畏惧感外，还要诱人以“好处”。能够“快捷”地解决一切问题，就是其拿手好戏。钱钟书谓：“盖神通幻术不仅能至非时之物，亦能至非地之产，以非常之事，如非分之愿”，并指出俗语所谓“神速”即由此而来。还有什么能够像迷信邪说这样能够让人“唾手可得”、“立等可取”呢？因此弗洛伊德说“倏忽成办，乃魔术之特色”。这类魔术在舞台上表演，能够给人以娱乐，于人无害。但有人别有用心地将其移到现实生活中来“表演”，就会混淆真假，贻害无穷。

3、宁信其有——迷惑人的逻辑。迷信还有一个颇能迷惑人的逻辑——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中国先秦的墨子就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若使鬼神诚有，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，岂非厚利哉！若使鬼神诚无，是乃费其所为酒澧粢盛之财耳。”大意是说：如果真有鬼神的话，那么你供奉鬼神，祖先亲属都可得到好处，可谓厚利。如果没有鬼神的话，那么你也不过浪费些供品钱财，损失并不大。这里，主张迷信的人也不敢肯定鬼神一定有，但却用一套奇怪的逻辑，告诉人们：即使你不能确信鬼神的存在，还是宁可信其有为好。实际上，这是利用一些人的贪心来鼓动迷信。